广州高第街（广州高第街：尊师重教 英材辈出）
众所周知，高第街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而在历史上，高第街还是一条很有文化底蕴的文化街。几百年来，这条街文人辈出，什么举人、进士、画家、文学家、教育家等等不胜枚举。高第街之所以有这么多名人名仕荟萃，同这条古朴老街一直以来传承的一个优良传统分不开，这个优良传统就是重教之风。
重教既是一种进步风气，又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人推崇和提倡的是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以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还极力推行士农工商的所谓四民观念，在这 四民观念中，士被奉为第一等，这个士实质上就是指当时的世袭贵胄、大夫、大学士等。讲直白些就是所谓的贵族和有学识之人，而有学识之人当时是非常被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不过，有学识之人并不是靠世袭，而是靠他们的刻苦读书。事实上，以前的平民百姓要想出人头地也只能靠读书这条途径，特别是到了隋朝实行科举制度之后，读书为官，科考中举，更是成为学子们梦寐以求的终身理想。于是乎，民间就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
现在广州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高第街最早的时候，是广州城那些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的聚居地。当然其中不乏那些科考中举之人，所以，重教之风在高第街有它历史渊源。直到明末清初，在高第街才陆续出现一些大商家，不过，那时的商家佬并不似现在经济时代的商家佬那么吃香。所以，以前的商家佬大凡赚到钱后都会捐个官来做，尤其是在清朝。好似名著《红楼梦》中描写的荣国府的贾氏家族，广州十三行四大行商潘、卢、伍、叶家族，无一例外，都是有着复杂的官商背景。清光绪年间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商家叫做胡雪岩还被冠以红顶商人称号。这些都是当时所谓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所致。
现代社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可能难以理喻以前士农工商这种等级的划分，尤其是为何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其实，在以前的封建朝代，士被认为是治国安邦的重要阶层，是中流砥柱，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讲法。而讲到农，正如《汉书》所讲，“农，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耕者被认为是最广泛的不可缺失的基础阶层，故排次之。而工，当时泛指有技巧和技能的手工业者，在大规模工业革命未到来之前，这些手工业者很自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保障。唯独商人，被统治者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群体，自然其地位也就只能最底层。在那个时代，那些士绅大夫等可以在朝廷上面对文武百官高谈阔论，甚至当面向皇上出谋献策。但对从商者而言，不管你是多大的老板，也不管你有多少身家，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个不单止是一种世俗，还是一条等级的规约。于是，很多商人不惜花重金，捐个一官半职，搞个顶戴花翎。其实这些商人并非为谋事，而是为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已。而且，当时很多大商人除了捐官外，还会起一个带官字的别名。好像，清末时期的世界首富，广州十三行潘、卢、伍、叶四大行商之一的潘振承，又叫潘启官，卢观恒，又叫卢茂官，伍秉鉴，叫伍浩官，而叶上林，则叫叶仁官等等。有了官帽上的顶戴花翎，商人摇身一变，变成官人，可以大摇大摆坐着官轿，出入官府，从而让世人另眼相观。事实上，不单止在广州的十三行，高第街自古以来，特别是到了近代，街内很多家族也都是这类亦官亦商的名门望族。其实，高第街这些大家族，当时之所以能百业兴旺，枝繁叶茂，受人尊敬而成为名门望族，同他们一贯以来重视教育，培养人材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这些家族的人，不管是读书人，或是后来的为官者，从商者他们一般从小开始就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和文化教育。被誉为近代广州第一家族的高第街许氏家族，从其家庙门前的一副含义深远的楹联中，足以看出这一名门家族对其族人的教育用心良苦。这副楹联的上联是“田尔田，宅尔宅，念先人创业艰难，冀汝子孙克勤克俭永垂不朽 ”，下联是“亲其亲，长其长，愿汝辈居家和睦，毋忘乃祖厥功厥德，勿堕家声 ”。
据说，旧时高第街，一条街就有几间私塾，这些所谓的私塾也就是读书教学的学堂，广州人将这些私塾俗称为“卜卜斋”。不过，卜卜斋通常是有钱人家的男孩才有资格去读的，但据说高第街的卜卜斋有些例外，凡是在高第街居住的普通人家的男孩均可以免费在卜卜斋旁听，也即是所谓的搭台。所以，旧时高第街内到处可以听到朗朗读书声。而且，每逢新生开学，都要进行隆重的开笔礼。开笔礼是中国古代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形式的称谓，又被俗称为“破蒙”。在开笔礼上，德高望重的老人会用朱砂在学童额头正中点上红痣，此举称为开天眼，寓意祝福学童从此眼明心亮，好好读书，博取功名。这种传统的仪式，就好像重教之风一样，时至今日，还被一直传承着。
自鸦片战争以来，腐朽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每战必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首先是1842年8月在英国军舰上签订的“南京条约”，接着是1844年7月中国和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再就是同年10月在法国军舰上签订的“黄埔条约”。在“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中，法国要求中国对天主教开禁，准许其传教自由。从此以后，各国的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就纷纷来到广州，到处设立天主教、基督教会和教堂。广州的基督教中华循道会也应运而生。清咸丰十年，即是1860年，中华循道会在广州开设一间名叫“淑正女校”的女子小学。当时，淑正女校只收女生，而且是免费的，甚至还发放补贴。当然这种免费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淑正的学生读圣经，接受宗教教育。后来，随着西方科学教育的发展和规模扩大，课程逐步接近西方教育。除汉文外，还有英语，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等。淑正女孩的校舍，最初设在南堤增沙，即是现在的回龙路，后来搬到高第街。高第街内这座古旧建筑原来是一座教堂，人们习惯叫它做“高第堂”，其实，它是中华循道会所属的福音堂。当年淑正女校搬来高第街，就是将校舍设在高第堂。由于淑正女校办学有素、管教有方，受到街坊邻里赞誉，以致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原有校舍不够用，于是，在1876年又建造了三层校舍。
到了1926年，南京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出收回教育权的通令，规定教会学校交由华人来办，外国人不得担任校长，不得开设宗教课程。于是，淑正女校交由广州联区全权办理，由政府立案，并将淑正女校改名为私立淑正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淑正小学被先后改名为中区大南街第四小学，高第街小学。文革期间高第街小学又被改名为群众街小学。高第街这条传承着重教之风的古朴文化街，想不到还是广州第一间小学的所在地，只是物是人非，鲜为人知的淑正小学的历史，也已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