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红色的区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有一个受当时苏联影响的名字：苏区。鼎盛时期，苏区总面积达到四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千万人，形成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十多个省份的边界地区。
然而，曾经红红火火的根据地却在短短的几年由盛转衰，一支支红色的大军不得不撤离养育他们的土地……
苏区分布图。图片来源：央视网
党的六大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各根据地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人的中央苏区随即形成。它与另外两个人口超过百万的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遥相呼应，如同红色的烈焰，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形成了燎原之势。
油画《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作者：崔开玺、郑洪流、张文源、艾轩。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于中央根据地的民歌，真切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赞誉。
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却遭到坚持“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否定与排挤。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取消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前后调集约4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虽然毛泽东这时已经没有权力指挥军队，但是前方打仗还是按照他的战略方针。1933年3月，周恩来、朱德运用毛泽东的战术，打破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重金买来150架美国作战飞机和大批德国重型火炮，并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先后23次亲临训话，声称“若无决心‘剿共’者，立斩无赦”。蒋介石高薪请来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塞克特担任军事顾问，制定了堡垒战和消耗战相结合的战略。三千多个堡垒层层叠叠，如同蜘蛛网，封锁了红军的根据地。对此，蒋介石有一个比方，“苏区是池塘，红军是池塘里的鱼，堡垒封锁线好比一张网。要围住池塘的边，抽干池塘里的水，捉尽池塘里的鱼”。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加之红军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的李德在军委会议上提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被再次否定。
赣南闽西山区层峦叠嶂，地图上显示只有几十里的路程，实际上要远得多。李德看着地图调遣部队，结果当红军急行军赶往作战地区，遭遇的却是以逸待劳的敌人。在敌强我弱、装备悬殊的情况下，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瞎指挥给红色根据地带来了灭顶之灾。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队集中了10个师的兵力，会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
而南线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接连袭击敌人的粮站和弹药库，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1934年7月，会昌，毛泽东在夏日的一个黎明登上岚山岭，写下了他在中央苏区六年的最后一首诗词《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心中的自信依然如旭日东升。
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在红军反“围剿”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不断反复的规律，及时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并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这种战略战术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来源：安徽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