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正浓，炊烟飘摇，母亲站在门口唤一声:"妮儿--"那一声悠远绵长，穿过几十年来到梦里。惺忪着，一遍遍明嚼着熟悉的小名儿，一时间、乡野里跑满了臭蛋、二高儿、老臭、老闷儿。
小时候，父辈给我们起的名字都带着股子土腥味儿，我曾经给母亲抗议，不要喊我妮儿，一听就是土老帽。母亲嗤嗤地笑:"你看哼子的名字怎么样?"
说起哼子，他是他娘从“送子奶奶"那求来的。生下来怕养不活，他爹就抱着刚刚落地的宝贝疙瘩出去“撞名儿”。
所谓撞名儿，就是抱着孩子找人给起名儿，出门碰见的第一个人，不管是谁，哪怕是仇人也得求人家给赐个名字。
哼子爹抱着哼子大半夜在街上转悠，连个人影都没有。哼子爹拐到后街上，看见一个黑影趴在地上，他大喊一声:“谁?"那黑影动了动:“哼哼哼”原来是头黑猪。既然都哼了，那就叫哼子吧。
为了这个名字，哼子没少和他爹较劲。
老辈子的时候，乡野俚俗，村里人都不讲究，给自家孩子起的名字也就那么的随意，那么任性。什么狗儿啊猫儿啊的，看见什么就叫什么。
上世纪80年代，有一年，村里交公粮，忽然狂风大作，掀得麻袋只想飞，公社里来的李会计左手摁着账本右手拿着笔一边过称一边记账:"小麦825斤。这位社员叫啥?"
“狗记”
李会计瞪了那人一眼:"别闹了，天儿不好，快说你叫啥，我好上账!"
“我叫狗记。"
李会计怒了:“你怎么不叫记狗?你骂谁?"
狗记吓坏了，瑟缩着说:“我真的是叫狗记。"
村支书在一边尴尬地解释:"李会计，他，确实那啥，叫狗记....."
能想象到李会计在账本上写下"狗记”时的那份纠结和尴尬，让人忍俊不禁。这件事成了一个笑谈，以至干后来一段时间，村里不管登记什么事儿，只要拿账本的人问“叫啥?"回答肯定是“狗记”。
我小时候那会儿，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什么象形字、形声字统统不知道。但就是在生活和劳动中，他们急中生智地就创造出了一些字，这些字即使是研究汉字的教授也写不出来，他们却既会写还会念，让你不得不服。
Duang，暂且这么写吧，看起来好像英语一样。这个全国人民都用来形容声音的字，几乎被人们整天挂在嘴上，却就是没法用汉字写出来。
Duang和我同龄，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是他爷爷还是他姥姥给起的，乍听起来也没什么别扭。
农业刚开始实施现代化的时候，有一回，乡里来的大型旋耕犁给duang犁地，他没带钱，对旋耕犁手说:"先记上帐吧，秋后一块儿给你送过去。"
旋耕犁手拿着笔说:“叫啥?"
“duang” “啥?” “duang”
旋耕犁手傻了，Duang嘿嘿地笑起来。
旋耕犁手说:“有这个字吗?"
"当然有”
“那你写”
“我教会你了，犁地钱你不能管我要，算是学费。”
旋耕犁手顿了顿，一咬牙说:“行，只要你能写出这个duang字，犁地钱我不要了。”
duang接过纸笔刷画了一个圈，中间轻轻地一点，有种云淡风轻的感觉。
旋耕犁手不干了“你这叫字?"
duang说:“不懂吧?知道这个圈是什么不?"
旋耕犁手摇摇头。
“这是一口井，这个点是啥?砖头啊，砖头掉井里啥动静?"
“duang”
“对喽，这就是duang，快谢谢我吧!"
要不说，劳动产生智慧，广大劳动人民就是智慧的缔造者，这个duang字可圈可点，看得见还听得着响，不可谓不象形、不形声!说不定新华字典再版的时候还会把这一个圈里加一个点的duang字收录进去呢!
那时的名字不光是一个代号，还能从名字里品出点儿典故，比如四个字的名字。
说四个字的名字首先想起的就是日本人，现在也有时髦的年轻父母把爸爸妈妈的姓都加上，给孩子起个四个字的名字，既时尚又有意义还别致。我小的那会儿却不是。
小时候，村里也有这么几个人，四个字的名字也朗朗上口。张脏不拉、王小老脏、刘麻子脸、赵大发的.....
张脏不拉，家里一干的兄弟姐妹，大的爷爷奶奶管，小的爹娘管，难为了他这中不溜，吃剩的、穿剩的，整天脏不拉几的，那么大了连个正经名字也没有，村里人就喊他张脏不拉。喊着喊着就喊成大名儿了，他爹娘乐的省事儿，这名字就坐实了。
刘麻子脸是小时候生水痘，痒了就用手抠，抠啊抠的，不但抠成了麻子脸，还抠来个刘麻子脸的名字。
“大发的浇葱，屁股朝东;大发的浇菜，屁股朝小寨(邻村名)。"赵大发的是我们调侃的对象，我们经常喊着他名字编成的顺口溜被他撵的飞跑，并乐此不疲。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地发笑。
那些可笑的、可爱的、可亲的名字渐渐地远了，远的已经变成了李哲的爹、变成了赵紫薇的爷爷、变成了张一轩的外婆，我们都老了。老的那些妙趣横生的名字被层层叠叠的岁月遮盖住，老的我们相见村口的时候，华发的他们喊我一声:“妮儿，回来了--"只一句，便时光倒退，便心生感慨、便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