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翻）2021-07-26 15:30·张娟讲故事啦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像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
这篇文章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读《史记·孟尝君传》之后发出的感想，旨在破“孟尝君能得士”的世俗之见。一说该文作于淮南节度判官任上（1042—1045年），一说作于王安石在京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期间（1059—1063年）。
《读孟尝君传》是一篇驳论文。作者在文中别出新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通过对“士”的标准的鉴别，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观点，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全文转折有力，严劲紧束，体现了笔力之绝。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字却有四五处转折，而且议论脱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
孟尝君
作品原文：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招贤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附他，而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哪里能说是得到了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制服秦国君临天下，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庭上，这就是贤士不归附他的原因。
名家点评：
楼昉《崇古文诀》卷二十：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凿凿只是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读之可以想见先生生平执拗，乃是一段气力。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 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
从文章后面有“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字样，据此可知这篇名文是作者在宋仁宗（赵祯）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写的。当年4月，王安石从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探亲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同年7月以追记形式写下此文。作者叙述他和几位同伴游褒禅山所见到的景物，以及游山经过，并以此为喻，说明要实现这大理想，在研究学问上要“深思而慎取”。我们知道，王安石是主张变法的，青年时他就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但他也认识到，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将遇到重重阻碍，要成功，“志、力、物”缺一不可，但“物”与“力”不可强求，一个人要想为社会有所贡献，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吾志”。“尽吾志”思想正是王安石后来百折不挠实行变法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文章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更成为世人常用的名言。
作品原文：
褒(bāo)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zhǒng)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huā)”如“华(huá)实”之“华(huá)”者，盖音谬(miù)也。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弟子在其墓旁盖的屋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如今将“华”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音上的错误。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yǎo)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jiù)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探究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也就更加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huò)而无物以相(xiàng)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对于这件事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而使人感到模糊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shèn)取之也。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怎么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甫；我的弟弟王安国，字平甫；王安上，字纯甫。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与曾巩同时应礼部试。次年，王安石得中，而曾巩落第还乡。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王安石自扬州签判任上还临川，至舅家。随后，他又前往南丰见了曾巩，此文大约作于此时。
散文开篇简约地介绍贤人曾巩和孙侔；中间叙述曾巩和孙侔虽然素不相互交往，但是都学圣人，所以能相似，又相信不疑，彼此勉励，最后说明回赠《同学一首别子固》的意图，是为了互相告诫和互相慰勉。全文表达了作者想和友人建立共同进步的君子之谊。
全文立意幽古，开门见山，表明作者自己的人生志趣和对文学的态度，又道出人生天地间，知己不必曾相逢的人生哲理，显示作者高远的精神境界、宽广的胸襟以及君子应有的操守。全文感情真挚，言简意赅，层次分明，采用陪衬手法，以孙侔陪衬曾巩，则更加突出了曾巩，同时又把作者的看法融入其中，使之互相映衬，韵味无穷
作品原文：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huái)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并和他交朋友。淮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也和他交朋友。这两位贤人，不曾互相往来，不曾互相交谈，也没有互相赠送过礼品。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都是相同的吗？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竟是多么少呀！应该说，这是他们学习圣人的结果。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必定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行难道会有两样的吗？他们的相似就是必然的了。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我在淮南，向正之提起子固，正之不怀疑我的话。回到江南，向子固提起正之，子固也很相信我的话。于是我知道被人们认为是贤人的人，他们的言行既相似，又互相信任而不猜疑。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wèi)予，其大略欲相扳(pān，同“攀”)以至乎中庸(yōng)而后已。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轥(lìn)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子固写了一篇《怀友》赠给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标准才肯罢休。正之也经常这样说过。驾着车子稳步前进，辗过中庸的门庭而进入内室，除了这两位贤人还能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有可能达到中庸的境地，但也愿意跟在他们左右奔走。在他们的帮助下前进，大概能够达到目的。
噫(yī)！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jǐng)，且相慰云。
唉，做官的各有自己的职守，由于个人私事的牵挂，我们之间不能经常相聚，作《同学一首别子固》，用来互相告诫，并且互相慰勉。
名家点评：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此为瘦笔，而中甚腴。学文必当由瘦以入腴，如先学腴，即更无由得瘦也。
清·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九：略朋友离别之情，而叙道义契合之雅，使人读之油然有感。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别子固而以正之陪说，交互映发，错落参差。至其笔情高寄，淡而弥远，自令人寻味无穷。
王安石行书尺牍墨迹《过从帖》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许平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普通官吏。在这篇墓志铭中作者王安石主要是哀悼许平有才能而屈居下位的悲剧。第一段写许君有大才却终不得用的事实；第二段以离俗独行之士和趋势窥利之士的不遇，来衬托许君的不得志；第三段写许君的后事；第四段铭文只二十余字，概括许平一生遭遇，隐含强烈的悲愤。全文议论较多，情调慷慨悲凉。
作品原文：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先生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编过他的家谱，他就是家谱上边所说的现在任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不但与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被天下称赞，而且从少年时就超出一般人，他从不受约束，擅长辩论，与哥哥都因富有才智谋略而被当世的大人先生所器重。仁宗宝元（1038—1040）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来招纳天下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才，当时陕西大帅范文正公（范仲淹的谥号）、郑文肃公（郑戬的谥号）争相写信推荐先生，因此，他被征召进京应试，结果被任命为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派做泰州海陵县主簿。朝中的大臣多荐举先生有雄才大略，应该任用做重要的事以考验他，不应该把他放置在州、县做一般官吏。许君也曾经意气慷慨，自信自负，想有一番作为。但终究没能有一次显示自己才智的机会就死去了。唉！真令人哀伤啊。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jǔyǔ）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读书人当中本来就有那种远离尘世、与世俗不合，一味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的人，即使受到讽刺谩骂、嘲笑侮辱、穷苦愁困都不后悔，他们都没有一般人那种对名利的营求之心，而对后世有所期望，因此他们的失意、不合时宜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些富有机智谋略、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企图利用时世的变化，去营求权势和物利，却往往不能得志的，也是难以数记的。然而，才辩足以改变一切事物，却在重用游说的时代困穷；智谋足以夺取三军的统帅，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遭受屈辱，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唉！那些对后世有所期待、遭受困厄却不后悔的人，大概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许君死时五十九岁，在仁宗嘉祐（1056—1063）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的原上。夫人姓李。长子名瓌，没有做官；次子名璋，任真州司户参军；三子名琦，任太庙斋郎；四子名琳，中了进士。五个女儿，已经出嫁的两个，一个嫁于进士周奉先，一个嫁于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墓碑上的铭文是：有人提拔而任用他，没有谁排挤而阻碍他。唉！许君却死于小小的海陵县主簿的官位上，是什么人使他这样的呢？
名家评价：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起手叙事，以后痛写淋漓，无限悲凉。总是说许君才当大用，不宜以泰州海陵县主簿终，此作铭之旨也。文情若疑若信，若近若远，令人莫测。
北宋王安石行书真迹《楞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