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书法绘画作品如何钤印】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说两个问题：1、介绍书法绘画作品会用到的“别号印”；2、谈一下在使用姓名印、字印、别号印时需要注意的禁忌。
第一个问题是接续上一篇的连续问题，在姓印、姓名印、名印、字印之外，文人们在书法绘画作品中常常还会用到“别号印”。
所谓的“别号”，又称“别字”，简称为“号”。一般情况下，字数不限，比如，王安石号“半山”，苏轼号“东坡居士”，这都可以，有时候有的人以故乡、官职称呼别人，也算是“别号”的一种，比如杜甫被人称为“杜拾遗”，柳宗元被人称为“柳河东”，邓石如曾自号“灵石山长”等等。
（邓石如和他的“灵石山长”）
当然，还有身份特别的人，如帝王、士大夫还有“谥号”、“庙号”，其实也是别号的一种，比如齐桓公、晋文公，范仲淹被称为“范文正公”，曾国藩被称为“曾文正公”等，也都算别号。
文人们的别号多借以明志以及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平志趣或感慨。比如朱耷称自己“八大山人”（“哭之笑之”，既哭且笑），石涛称自己“苦瓜和尚”（寓意“青皮红心”）等。
（朱耷的签名“八大山人”）
现在文人们的别号很多，我们经常见某山民、某山人、某居士、某道人等等的别号，但与前世不同的，现在的“居士”不见得一定是持戒的和尚，而“道人”也不见得是出家的道士，大多数表达的只是他们对隐逸出世的向往或寄托。
有的人，别号很奇特，比如近代篆刻家邓散木，他号“粪翁”，其实，这里有典故，《左传·昭公二年》：“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实际意思是：小人扫除先人的破旧房子。粪其实是打扫，清除的意思，《荀子·彊国》也说：“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厅堂上面还没有打扫，那么郊外的野草就没有足够的余暇去铲除了）。
（邓散木和他的粪翁印）
别号没有字数限制，比如齐白石，白石、白石山翁、木人、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这些都是他的“号”。
相传别号印之称始于唐代，用别号入印始于宋代，后世文人们，则将“别号印”与“斋馆印”（后面一篇会说到斋馆印）都用于自己的书画作品之中。在书画作品中，“别号印”常常与姓名印、字印一起结合使用，搭配在一起构成平稳的印章格局，比如：
（邓石如的隶书）
这幅隶书对联“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右侧上款：嘉庆甲子（1804年）长至（即夏至），钤白文“完白山人”别号印；左侧落款完白翁书，钤白文“邓石如”姓名印，朱文“顽伯”字印。当然，这并不是定式，如黄山寿这幅画：
（黄山寿人物画）
这幅画左上题诗：“灵犀一点谱霓裳，付与梨园弟子行。佛说波罗谁解悟，窗前唤取雪衣娘。”落款：“甲寅（1914）秋日仿玉壶山人笔法。黄山寿。”钤白文印“山寿”名印，左下钤朱文“裁烟阁主”别号印，一白一朱，同样构成均衡，与画面右重的格局相对应，画面很安稳。
当然，也有一些书画家，一幅作品，只有“别号印”，比如齐白石的草虫图：
（齐白石草虫图）
右边落款：“星塘老屋阿芝。”钤朱文“白石翁”别号印。与两只草虫相配合，画面也非常安稳平和。
接下来是本文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使用姓印、名印、姓名印、字印、别号印的禁忌。
这里要说的禁忌，不是格式、形式上的禁忌，因为出了格式上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无伤大雅，并且可以有弥补的手段。因此，我们放在以后钤印规范（比如白在上还是朱在上等等）部分再说，本文只谈文化上的禁忌。
我们创作书画作品，其用途无外乎展览、出售、送人等用途，而其中的送人用途又格外常见，这里要说的就是在送人的作品中用印的禁忌。
中国人的“名”，是让长辈来叫的，一切血缘长辈以及各类尊长跟前，我们作品中的自称，只能用“名”，不能用“字”或“号”，因此，在送给长辈和尊长的书画作品中，不要钤“字印”和“别号印”，那样有些失礼，内行见了会笑话。
同样，与一般的同辈交往中，不要直呼对方的名，如果要有书画作品，需要落款时，要了解对方的“字”，直接叫“名”是非常冒犯的，“直呼其名”与“指名道姓”从来都不是什么好词。对于晚辈或下属，呼“名”没有问题，但如果对方有“字”，也一般以“字”相呼，表示客气和尊重。我们看民国老电影，有文化的阶层，人与人交往，常常称呼对方的“字”，很少称“名”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与自己的晚辈或学生交往中，书画作品中的钤印相对自由，但也要注意“气息”，如果是游戏之作，就尽量不要钤“一本正经”的姓名印。
我见过有朋友送书画给自己的老师，明明落款中写着让对方“斧正”，“惠教”、“指正”，这时的钤印，应当端端正正地钤上姓名印即可，可是他钤印时却堂而皇之地钤了他的“别号印”——“某某山民”，你“号”什么“号”！唉，只能一声叹息。
（【书画绘画作品如何钤印】之三，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