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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诗话(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发布时间:2023年1月1日责任编辑:李小芳标签:暂无标签

西清诗话(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国维校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对《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山谷词》、《片玉词》、《姑溪词》、《赤城词》等词集予以校跋,将清儒校勘经史之法,灵活运用于词籍校勘,形成词籍校勘之学。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其词籍校勘方法、原则及校记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不仅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对哲学、文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有着重大贡献。他一生著述60多种,手校手批之书190多种,其研究成果之丰硕,校勘之精审,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巨大影响。词籍校勘为其学术成就之冰山一角,然在其学术生涯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王国维词籍校勘实绩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04年以前,其研究兴趣在哲学、美学,撰写了大量论文;1904年以后,渐次向文学,尤其是词曲转移,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经典学术著作;1913年以后,王国维专研经史小学,学问日益精进。词籍校勘为王国维学术研究第二阶段硕果,词学文献基础研究工作与其词学批评、词创作相得益彰,互为促动。

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曾校点过《周氏词辨》、《介存斋说词杂著》。1908年7月,王国维据《花间集》、《尊前集》、《全唐诗》、《历代诗余》等校辑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每卷之末均撰跋语,考究词家字里生平,交代版本源流。是书后被收入罗振玉编校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四卷,1932年上海六艺书局出版单行本,后附《人间词话》。此书共辑有李璟、李煜《南唐二主词》、温庭筠《金荃词》、皇甫松《檀乐子词》、韩渥《香奁词》、和凝《红叶稿词》、韦庄《浣花词》、薛昭蕴《薛侍郎词》、牛峤《牛给事词》、牛希济《牛中丞词》、毛文希《毛司徒词》、魏承班《魏太尉词》、尹鹗《尹参卿词》、李碨《琼瑶集词》、顾夐《顾太尉词》、鹿虔碔《鹿太保词》、欧阳炯《欧阳平章词》、毛熙震《毛祕监词》、阎选《阎处士词》、张泌《张舍人词》、孙光宪《孙中丞词》二十一家二十卷。

王国维对《南唐二主词》用力最勤,订讹辨误,辑佚补阙。这一方面是作者词学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王国维对二主词的偏爱,“予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1](P302)。1909年,王国维又从《草堂诗余》、《花间集》、《花庵词选》、《历代诗余》、《全唐诗》、《古今词论》、《词林万选》等辑南唐二主词补遗十二首,并做《南唐二主词校勘记》。

1908年8月,王国维撰成《词録》,与《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人间词话》等相先后而成。王国维在《词録序例》中说:“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宛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叹其蒐罗之勤,因思仿朱碝《经义考》之例,存佚并录,勒为一书。蒐録考证,月余而成,聊用消夏,不足云著述也。”[2](P1)其所著《词録》是一部词学专题目录,也是词学研究的基础,将《宋金元现存词目》内容延伸至唐五代,共收词目229条。

1909年,王国维校勘《乐章集》、《山谷词》,并撰跋语数则,交代校勘所恃之本及版本源流。王国维对敦煌《云谣集杂曲子》及《词林万选》、《王周士词》、《蜕岩词》、《赤城词》、《片玉词》、《花间集》、《尊前集》、《草堂诗余》等词籍也做过校勘,并撰有跋语。1909年6月,王国维从《闽词抄》中抄录刘后村词30首,以补汲古阁《后村别调》之缺,撰成《后村别调补遗》。1909年,撰《观堂校词记》稿本。

1910年12月,王国维撰成《清真先生遗事》,考辨《宋史·文苑传》、《东都事略·文艺传》、《挥麈录》、《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籍文献所载周邦彦史事之误,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将校勘与考证有机结合,具有极强的说服力。1913年,撰《书后》。

王国维的词籍校勘取得多样成就,为《人间词话》的撰写做了很好的文献基础工作。其词籍校勘与词学批评相辅相成,使得其词话举例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从而形成完善的词学体系。

二、王国维词籍校勘的理论与方法

晚清民国词学大昌,词学与经史之学,分镳争驰。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鹏运率先创立词籍校勘义例,与朱祖谋合校梦窗词,旨在纠正毛刻与杜刻的错讹。王氏发凡起例,于《梦窗词》“述例”特订校词义例五则,从而开创近代词籍校勘之业。“自是词集之校勘,遂成为专门之学,而校辑宋金元人词,亦蔚然成风,名刊秘抄纷纷问世。”[3](P3)“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4](P448)。王鹏运、朱祖谋、王国维、郑文焯、况周颐、赵万里、唐圭璋等均为近代词籍校勘名家,他们将校勘经史之法,运用于词籍校勘,以校勘实践与成就,形成并完善词籍校勘之学。王国维的词籍校勘之学,具体落实在校勘理论与方法,前者包括校勘内容、原则及校记处理等,其词籍校勘的理论与方法皆有独到之处。

(一)校勘内容

王国维的词籍校勘理论散见于词籍校勘序跋、校记之中,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从而纠正词籍在流播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误,存真复原。

1.辨讹误

由于主客观原因,词籍在流传中会产生讹误。讹误是词籍校勘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晋代葛洪曾说过:“书家,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王国维在校勘词籍时,广求版本,尤其是善本,进行比勘,以探究讹误原因,从而或諟正或存疑。

王国维校《山谷词》,以多种版本对校,校列异文,如《水调歌头》:“倚玉枕”中“倚”,劳氏山谷琴趣本作“欹”;“骏骅骝”中“骏”,劳氏山谷琴趣本作“骇”。如《南歌子》:“普陀”,宁州祠堂本作“礏陀”。王国维在词籍校勘中,有时对疑误处依据相关知识做出判断,如校《乐章集》之《两同心》,叶申芗《闽词抄》本将“夕雨凄凄”句里“凄凄”校改为“朝飞”,王国维以为不妥,在校勘记按语说:“‘朝飞’二字与‘夕雨’矛盾,疑《闽词抄》妄改也。”1910年,王国维校勘《梅苑》,是正数十字。

王国维校《魏太尉词》,跋语称《花间集》载魏承班词十五首,实为十三首,纠正篇目之误。《毛司徒词跋》曰:“毛文锡随衍降唐,复事后唐。”王国维随文出校:“此‘唐’疑‘蜀’之讹。”校者这一校勘判断甚是。王国维在校《花间集》时,对欧阳炯为官记载有怀疑,《续翰林志》谓“后以右貂终于西洛”,而《学士年表》云“以左散骑常侍拜”,王国维校注曰:“前曰‘右貂’,此云‘左散骑常侍’,‘左’‘右’必有一误。”同集跋中还谈到薛侍郎昭蕴、昭纬恐为同一人,因“蕴”、“纬”二字,俱从系,必有一误。[5](P70)《词録》收宋曾慥编《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二卷,而《文献通考》谓十二卷,王国维查勘《书录解题》,得出《文献通考》作十二卷,殆笔误的结论。

王国维在校词中,对词中文字讹误,更多的是校列异文,不作是非判断,如《南唐二主词校勘记》、《人间校词札记》等大都如此出校。

2.校倒文

词籍中的倒文,就是原文的词语顺序被颠倒,又称为“倒乙”或“乙文”。倒文大都是无意造成的词语上下两字颠倒或文句错乱,一般从上下文或通过词律等可以辨析出来。

王国维校《南唐二主词》之第三十四阕《谢新恩》,校得“新愁往恨何穷”句下脱七字,后据《全唐诗》、《历代诗余》对校,知所缺“金窗力困起还慵”七字误倒至第三十阕。《山谷词》之《醉蓬莱》中有倒文,如“催人”和“声声”二词互倒。《乐章集》里校列倒文数处,如《尾犯》“珠珍”,叶申芗《闽词抄》本作“珍珠”;《送征衣》“天地齐遥”,叶申芗《闽词抄》本作“齐天地遥”;《昼夜乐》“别离情”,仁和劳季言手抄毛斧季校宋本作“离情别”。

3.补阙漏

词籍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因自然、人力等因素,发生文字上的脱漏,校勘者在校勘时常用“阙”、“疑阙”、“下阙”、“以下脱多少字”等校示。《南唐二主词》之《临江仙》,“低迷”下脱十六字,王国维据《耆旧续闻》补阙为“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乐章集》之《促拍满路花》“正□□”句,王国维据劳本、叶本校列脱词为“笄年”。王国维在校《南唐二主词》之《子夜歌》时,“□□频笑”句中脱二字,校记曰:“□□”,“二字磨灭不可认,疑是‘何妨’字”。既指出缺漏原因,也以商榷语气予以补阙。在做《蜕岩词跋》时,王国维通过对勘,知长塘鲍氏刻本《南浦词》题注中漏刻‘赋题’二字,遂据厉樊谢校本校出。王国维在词籍校勘中,常根据不同版本勘比,查漏补阙,使版本趋于完备。

4.校词律

依律校词是词籍校勘的当行本色。王国维熟谙词之格律,以律之法校词,主要校宫调、校调名、校自度曲、校平仄、校用韵、校过片等,取得不一样的校勘成就。

校宫调。王国维校《山谷词》,以汲古阁刻本为底本,以宁州祠堂本、劳氏山谷琴趣本等对校,从词调入手,校得多处调异,如“水龙吟”、“丑奴儿”、“好女儿”,劳氏山谷琴趣本分别作“鼓笛慢”、“转调丑奴儿”、“绣带子”。

校平仄。王国维从平仄角度辨伪,认为徐釚《词苑丛谈》载李重光《鹧鸪天》词,其下半阕平仄与《捣练子》不合,系明人赝作,非李重光之词。

校过片。两段以上的歌词从上片过渡到下片,称为“过片”,《词旨》注曰:“过片,谓词上下分段处。”王国维从过片校词,校列《乐章集》分段异法,如《迎新春》“喧喧箫鼓”句,劳季言手抄毛斧季校宋本、叶申芗《闽词抄》本谓上阕至“鼓”字止;《梁州令》“何时了”句,叶申芗《闽词抄》本以为“了”字下应分段。

5.辑遗佚

词作年代久远,能够以词籍形式完整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另有相当一部分词作仅见于各种选本及子史杂著中,校勘者把它们搜集起来,这样的工作就是辑佚,词籍校勘与辑佚关系密切。

唐五代词散佚于不同选本之中,王国维在辑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时,做了大量辑佚工作,探隐发微,搜罗繁富,使词家之作趋于齐全。其所用版本较多,既有诗词总集,如《全唐诗》、《历代诗余》、《花庵词选》、《草堂诗余》,也有诗话笔记,如《词苑丛谈》、《西清诗话》、《耆旧续闻》,其中不乏宋椠善本。南唐二主词,王国维从《全唐诗》中录为一卷,又从《尊前集》补录《一斛珠》一阕,从《客座赘语》补《柳枝》一阕,从《历代诗余》补《菩萨蛮》、《谢新恩》各一阕,从《词苑辨证》补《捣练子》二阕,合为《南唐二主词》一卷,其中南词本漏收《阮郎归》词,王国维从侯刻名家词补。

1909年8月,王国维研读《放翁词》,从《花庵词选》、《耆旧续闻》辑补词五阕。1910年,王国维校跋《梅苑》,以佚词未能补为憾。“宣统庚戌孟夏,以温陵黄氏藏旧钞本校勘一过,于第七卷中补《木兰花》一首并是正数十字。唯第五、第十二卷佚词,迄无可补,为可恨耳。国维。”[1](P301)王国维对词籍校勘辑佚之开拓,功不可没。

(二)校勘方法

词籍校勘常用四法,即所谓本校法、对校法、他校法、理校法。

1.王国维词籍校勘多用对校之法

陈垣对“对校法”的阐释是:“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6](P129)在校词时,王国维多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版本参互对校,其谓之“互校法”。王国维校勘《乐章集》,以毛晋汲古阁刻《宋六十名家词》为底本,以仁和劳季言手抄毛斧季校宋本、叶申芗《闽词抄》为校本,参校本有梅禹金抄本、蒋香泉藏旧抄本。王国维校《山谷词》,所用底本是汲古阁刻本,校本为宁州祠堂本,因劳季言曾以山谷琴趣本校勘过宁州祠堂本,这样所用校本实为二种。广有版本,相互比勘,才能保证校勘质量。王国维校《南唐二主词》之《应天长》,就用了《阳春集》、《六一词》等版本,其校勘记采取的是仅列异同,校者未作判断,留待读者阅读参考,这体现了王国维在词籍校勘中所秉持的一种谨慎态度,不轻改更不妄改。王国维在词籍校勘实践中,基本运用对校法,表现出求实的学风。

2.王国维在校勘词籍时,有时也采用理校之法

在没有足够文献资料可供比勘时,其即运用理校法加以判断,如校尹参卿词,“其《金浮图》一调长至九十四字,五代词除唐庄宗《歌头》外,以此为最长,然颇似康伯可、柳耆卿手笔也”[7](P82)。王国维从词的规模揣测,疑《金浮图》词系伪作,似宋人所为。王国维以《姑溪居士集》校勘《姑溪词》,其《恋蝶花》上阕:“帘外飞花湖上语。不恨花飞,只恨人难驻。多谢雨来留得住,看看却恐晴催去。”其校曰:“‘湖上语’,疑当作‘湖上雨’。观下云‘多谢雨来留得住’,可悟也。人间附记。”细绎词意而校疑误字。当然,王国维对理校甚为小心,绝少使用。

(三)校勘原则

王国维的词籍校勘原则,既实事求是,又“多闻阙疑”。他注重版本,不主观臆断,设法搜罗可资校勘之本,审慎地选择词籍校勘底本。孔子云“多闻阙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后世校勘者多以之用于校勘实践。

王国维在词籍校勘中,充分利用各种版本,对有疑处,不是径改,而是冠以“疑”字。如校《南唐二主词》之《谢新恩》,“漏暗”二字疑是“满阶”。在《金荃词》跋中,从《新唐书·艺文志》、《御选历代诗余》、《宋史志》及长洲顾嗣立《跋温飞卿诗集后》,对温庭筠作品记载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知宋时飞卿词只有一卷,《唐志》之《握蘭》、《金荃集》疑文集之名,非词集也”[7](P29)。《词録》收录元汪元亨撰《小隐余音》、《云林清赏》各一卷、元郑杓次撰《夹漈余声乐府》一卷、元冯华撰《乐府》一卷,因未见原作,故王国维说:“右三种见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及卢文《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词曲类,是词是曲疑不能明也。”由于没有实证,校者用存疑处置,同样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四)校记处理

王国维校勘词籍,对校记处理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或置于卷末,集中以校勘记形式出现;或于行文中附校记,言简意赅。前者以《南唐二主词校勘记》为典型,将每阕校记内容详为列出,条理清楚,助于研读;其他词家校记以后者为主,标出互见之词,校列异文,订正讹误。王国维词籍校勘记,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后人抄录其校记,以札记形式发表于学术刊物,如上虞罗庄抄录王国维《人间校词札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一号。该札记收录王国维校勘《乐章集》、《山谷词》校记,并有录者罗庄小序二则。[8](P620)

三、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的学术源流与影响

乾嘉朴学传统与理论,是王国维词籍校勘理论形成的学术之源。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在经学、史学、小学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其重实证的学术研究作风,对后世学者产生很大影响。“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9](P204)清代出现许多校勘大家,如卢文弨、顾广圻、黄丕烈、孙星衍等。晚清民国学者将清儒校经史之法运用于词籍校勘,遂有词籍校勘之学。王国维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氛围中从事词籍校勘。其家乡海宁,文化向来发达,有清以来,学者辈出。王国维所受到的较为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乡贤先哲的学术声名与成就,自然会对王国维从事学术研究产生一定影响。晚清民国,词籍校勘风行,王鹏运、朱祖谋等的词籍校勘观,亦是王国维词籍校勘理论形成的学术源泉。1919年3月,王国维的学术挚友沈曾植七十寿庆,王国维为其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畅谈近三百年来学术变迁:“国初诸老,用此法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广之以治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10](P276)此为学人至言,也是王国维在学术道路上,吸纳前贤学术方法,运之于学术研究的写照。王国维将乾嘉朴学理论,用之于词籍校勘,此仅为其学术研究体系中的一环,其词籍校勘理论之流随即融入经史小学校勘海洋,于此领域驰骋,取得更加辉煌的学术成就。1912年,王国维作《浣溪沙》词:“更缘随倒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展示了其学术转行的心灵轨迹。

尽管王国维后期研究兴趣不在词籍校勘,然依然割舍不了对词籍的爱好,经常系念词籍校勘、版本等情况。1914年,王国维在日本致信缪荃孙:“伯宛亦通信,渠在北京为郑叔问刻《樵风乐府》。”[11](P39)1923年12月,向好友蒋孟琇介绍唐某所藏毛晋汲古阁刻《宋元七十家词》的发展情况,欲其购买,后因索价过高,未果。王国维与词籍校勘家如朱祖谋等过从甚密,曾对朱氏的词作及校勘撰文评论,如1916年秋所撰的《彊村校词图序》。蒋孟琇因经商失败,1924年9月18日,王国维致函慰问,且问及朱祖谋:“如晤古老,请询之。”[10](P426)词籍校勘至朱祖谋,取得集大成的学术成就,词籍校勘理论更加完善发展。

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影响甚大,其深厚的词学理论,与其扎实的词学文献功底密不可分。其词籍校勘辑佚实绩与理论对以后的词籍校勘辑佚起到了示范作用,赵万里、周泳先等在词籍辑佚上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王国维辑佚的影响。1925年8月,其门人赵万里北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日与业师王国维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在词籍校勘上受王国维影响最大,后潜心从事词籍校勘之事,所辑成的《校辑宋金元人词》,甚为后世学者称道。赵万里还撰成《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等专著,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对王国维重视校勘颇为赞誉:“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12](P19)后世学者在词籍文献整理中,校勘与辑佚成绩斐然,这与王国维在词籍校勘辑佚上的开拓之功也有一定关联。王国维词籍校勘的海外影响也很大,日本学者礐一雄撰《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东洋文库所藏特殊本》,介绍王国维手校手抄词书二十种,即《乐章集》、《半山老人歌曲》、《王周士词》、《双溪文集》、《竹友词》、《赤城词》、《诚斋乐府》、《宁极斋乐府》、《寿域词》、《蜕岩词》、《鸥梦词》、《宋名家词》、《尊前集》、《古今名贤草堂诗余》、《梅苑》、《词林万选》、《词学丛书》、《周氏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柴鸾笙谱》。此文见《王国维艺术研究论集》第三辑(1990年),后被收入姚淦铭、王燕编的《王国维文集》第四卷。

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撰的《全唐五代词》,既吸收了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校勘成果,又有丰富发展。是书“前言”论及:“本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整理、校勘了包括了‘花间词人’在内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作,彙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其辑佚、校勘之功胜于《全唐诗》。”[13](P18)并在引用书目及校注中特别注明王国维词籍校勘成果。王兆鹏还称赞王国维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为唐五代词的整理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14](P360)

相比经史小学校勘,王国维的词籍校勘只是其学术天空中划过的一颗美丽流星。其个别校勘尚有商榷之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堂庑不大,收诗为词现象也未能尽免,然这并不能影响王国维在词籍校勘史上的地位,他与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俱为晚清民国一代词籍校勘名家,对词籍的保存、传播厥功甚伟。(王湘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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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C].上海:上海书店,2005.

[10]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1]王国维.致缪荃孙[A].王国维全集·书信[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13]刘尊明,王兆鹏.前言[A].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撰.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4]王兆鹏.唐宋词史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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