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清诗话（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国维校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对《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山谷词》、《片玉词》、《姑溪词》、《赤城词》等词集予以校跋，将清儒校勘经史之法，灵活运用于词籍校勘，形成词籍校勘之学。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其词籍校勘方法、原则及校记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不仅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对哲学、文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有着重大贡献。他一生著述60多种，手校手批之书190多种，其研究成果之丰硕，校勘之精审，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巨大影响。词籍校勘为其学术成就之冰山一角，然在其学术生涯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王国维词籍校勘实绩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04年以前，其研究兴趣在哲学、美学，撰写了大量论文；1904年以后，渐次向文学，尤其是词曲转移，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经典学术著作；1913年以后，王国维专研经史小学，学问日益精进。词籍校勘为王国维学术研究第二阶段硕果，词学文献基础研究工作与其词学批评、词创作相得益彰，互为促动。
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曾校点过《周氏词辨》、《介存斋说词杂著》。1908年7月，王国维据《花间集》、《尊前集》、《全唐诗》、《历代诗余》等校辑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每卷之末均撰跋语，考究词家字里生平，交代版本源流。是书后被收入罗振玉编校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四卷，1932年上海六艺书局出版单行本，后附《人间词话》。此书共辑有李璟、李煜《南唐二主词》、温庭筠《金荃词》、皇甫松《檀乐子词》、韩渥《香奁词》、和凝《红叶稿词》、韦庄《浣花词》、薛昭蕴《薛侍郎词》、牛峤《牛给事词》、牛希济《牛中丞词》、毛文希《毛司徒词》、魏承班《魏太尉词》、尹鹗《尹参卿词》、李碨《琼瑶集词》、顾夐《顾太尉词》、鹿虔碔《鹿太保词》、欧阳炯《欧阳平章词》、毛熙震《毛祕监词》、阎选《阎处士词》、张泌《张舍人词》、孙光宪《孙中丞词》二十一家二十卷。
王国维对《南唐二主词》用力最勤，订讹辨误，辑佚补阙。这一方面是作者词学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王国维对二主词的偏爱，“予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1](P302)。1909年，王国维又从《草堂诗余》、《花间集》、《花庵词选》、《历代诗余》、《全唐诗》、《古今词论》、《词林万选》等辑南唐二主词补遗十二首，并做《南唐二主词校勘记》。
1908年8月，王国维撰成《词録》，与《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人间词话》等相先后而成。王国维在《词録序例》中说：“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宛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叹其蒐罗之勤，因思仿朱碝《经义考》之例，存佚并录，勒为一书。蒐録考证，月余而成，聊用消夏，不足云著述也。”[2](P1)其所著《词録》是一部词学专题目录，也是词学研究的基础，将《宋金元现存词目》内容延伸至唐五代，共收词目229条。
1909年，王国维校勘《乐章集》、《山谷词》，并撰跋语数则，交代校勘所恃之本及版本源流。王国维对敦煌《云谣集杂曲子》及《词林万选》、《王周士词》、《蜕岩词》、《赤城词》、《片玉词》、《花间集》、《尊前集》、《草堂诗余》等词籍也做过校勘，并撰有跋语。1909年6月，王国维从《闽词抄》中抄录刘后村词30首，以补汲古阁《后村别调》之缺，撰成《后村别调补遗》。1909年，撰《观堂校词记》稿本。
1910年12月，王国维撰成《清真先生遗事》，考辨《宋史·文苑传》、《东都事略·文艺传》、《挥麈录》、《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籍文献所载周邦彦史事之误，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将校勘与考证有机结合，具有极强的说服力。1913年，撰《书后》。
王国维的词籍校勘取得多样成就，为《人间词话》的撰写做了很好的文献基础工作。其词籍校勘与词学批评相辅相成，使得其词话举例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从而形成完善的词学体系。
二、王国维词籍校勘的理论与方法
晚清民国词学大昌，词学与经史之学，分镳争驰。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鹏运率先创立词籍校勘义例，与朱祖谋合校梦窗词，旨在纠正毛刻与杜刻的错讹。王氏发凡起例，于《梦窗词》“述例”特订校词义例五则，从而开创近代词籍校勘之业。“自是词集之校勘，遂成为专门之学，而校辑宋金元人词，亦蔚然成风，名刊秘抄纷纷问世。”[3](P3)“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4](P448)。王鹏运、朱祖谋、王国维、郑文焯、况周颐、赵万里、唐圭璋等均为近代词籍校勘名家，他们将校勘经史之法，运用于词籍校勘，以校勘实践与成就，形成并完善词籍校勘之学。王国维的词籍校勘之学，具体落实在校勘理论与方法，前者包括校勘内容、原则及校记处理等，其词籍校勘的理论与方法皆有独到之处。
(一)校勘内容
王国维的词籍校勘理论散见于词籍校勘序跋、校记之中，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从而纠正词籍在流播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误，存真复原。
1.辨讹误
由于主客观原因，词籍在流传中会产生讹误。讹误是词籍校勘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晋代葛洪曾说过：“书家，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王国维在校勘词籍时，广求版本，尤其是善本，进行比勘，以探究讹误原因，从而或諟正或存疑。
王国维校《山谷词》，以多种版本对校，校列异文，如《水调歌头》：“倚玉枕”中“倚”，劳氏山谷琴趣本作“欹”；“骏骅骝”中“骏”，劳氏山谷琴趣本作“骇”。如《南歌子》：“普陀”，宁州祠堂本作“礏陀”。王国维在词籍校勘中，有时对疑误处依据相关知识做出判断，如校《乐章集》之《两同心》，叶申芗《闽词抄》本将“夕雨凄凄”句里“凄凄”校改为“朝飞”，王国维以为不妥，在校勘记按语说：“‘朝飞’二字与‘夕雨’矛盾，疑《闽词抄》妄改也。”1910年，王国维校勘《梅苑》，是正数十字。
王国维校《魏太尉词》，跋语称《花间集》载魏承班词十五首，实为十三首，纠正篇目之误。《毛司徒词跋》曰：“毛文锡随衍降唐，复事后唐。”王国维随文出校：“此‘唐’疑‘蜀’之讹。”校者这一校勘判断甚是。王国维在校《花间集》时，对欧阳炯为官记载有怀疑，《续翰林志》谓“后以右貂终于西洛”，而《学士年表》云“以左散骑常侍拜”，王国维校注曰：“前曰‘右貂’，此云‘左散骑常侍’，‘左’‘右’必有一误。”同集跋中还谈到薛侍郎昭蕴、昭纬恐为同一人，因“蕴”、“纬”二字，俱从系，必有一误。[5](P70)《词録》收宋曾慥编《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二卷，而《文献通考》谓十二卷，王国维查勘《书录解题》，得出《文献通考》作十二卷，殆笔误的结论。
王国维在校词中，对词中文字讹误，更多的是校列异文，不作是非判断，如《南唐二主词校勘记》、《人间校词札记》等大都如此出校。
2.校倒文
词籍中的倒文，就是原文的词语顺序被颠倒，又称为“倒乙”或“乙文”。倒文大都是无意造成的词语上下两字颠倒或文句错乱，一般从上下文或通过词律等可以辨析出来。
王国维校《南唐二主词》之第三十四阕《谢新恩》，校得“新愁往恨何穷”句下脱七字，后据《全唐诗》、《历代诗余》对校，知所缺“金窗力困起还慵”七字误倒至第三十阕。《山谷词》之《醉蓬莱》中有倒文，如“催人”和“声声”二词互倒。《乐章集》里校列倒文数处，如《尾犯》“珠珍”，叶申芗《闽词抄》本作“珍珠”；《送征衣》“天地齐遥”，叶申芗《闽词抄》本作“齐天地遥”；《昼夜乐》“别离情”，仁和劳季言手抄毛斧季校宋本作“离情别”。
3.补阙漏
词籍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因自然、人力等因素，发生文字上的脱漏，校勘者在校勘时常用“阙”、“疑阙”、“下阙”、“以下脱多少字”等校示。《南唐二主词》之《临江仙》，“低迷”下脱十六字，王国维据《耆旧续闻》补阙为“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乐章集》之《促拍满路花》“正□□”句，王国维据劳本、叶本校列脱词为“笄年”。王国维在校《南唐二主词》之《子夜歌》时，“□□频笑”句中脱二字，校记曰：“□□”，“二字磨灭不可认，疑是‘何妨’字”。既指出缺漏原因，也以商榷语气予以补阙。在做《蜕岩词跋》时，王国维通过对勘，知长塘鲍氏刻本《南浦词》题注中漏刻‘赋题’二字，遂据厉樊谢校本校出。王国维在词籍校勘中，常根据不同版本勘比，查漏补阙，使版本趋于完备。
4.校词律
依律校词是词籍校勘的当行本色。王国维熟谙词之格律，以律之法校词，主要校宫调、校调名、校自度曲、校平仄、校用韵、校过片等，取得不一样的校勘成就。
校宫调。王国维校《山谷词》，以汲古阁刻本为底本，以宁州祠堂本、劳氏山谷琴趣本等对校，从词调入手，校得多处调异，如“水龙吟”、“丑奴儿”、“好女儿”，劳氏山谷琴趣本分别作“鼓笛慢”、“转调丑奴儿”、“绣带子”。
校平仄。王国维从平仄角度辨伪，认为徐釚《词苑丛谈》载李重光《鹧鸪天》词，其下半阕平仄与《捣练子》不合，系明人赝作，非李重光之词。
校过片。两段以上的歌词从上片过渡到下片，称为“过片”，《词旨》注曰：“过片，谓词上下分段处。”王国维从过片校词，校列《乐章集》分段异法，如《迎新春》“喧喧箫鼓”句，劳季言手抄毛斧季校宋本、叶申芗《闽词抄》本谓上阕至“鼓”字止；《梁州令》“何时了”句，叶申芗《闽词抄》本以为“了”字下应分段。
5.辑遗佚
词作年代久远，能够以词籍形式完整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另有相当一部分词作仅见于各种选本及子史杂著中，校勘者把它们搜集起来，这样的工作就是辑佚，词籍校勘与辑佚关系密切。
唐五代词散佚于不同选本之中，王国维在辑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时，做了大量辑佚工作，探隐发微，搜罗繁富，使词家之作趋于齐全。其所用版本较多，既有诗词总集，如《全唐诗》、《历代诗余》、《花庵词选》、《草堂诗余》，也有诗话笔记，如《词苑丛谈》、《西清诗话》、《耆旧续闻》，其中不乏宋椠善本。南唐二主词，王国维从《全唐诗》中录为一卷，又从《尊前集》补录《一斛珠》一阕，从《客座赘语》补《柳枝》一阕，从《历代诗余》补《菩萨蛮》、《谢新恩》各一阕，从《词苑辨证》补《捣练子》二阕，合为《南唐二主词》一卷，其中南词本漏收《阮郎归》词，王国维从侯刻名家词补。
1909年8月，王国维研读《放翁词》，从《花庵词选》、《耆旧续闻》辑补词五阕。1910年，王国维校跋《梅苑》，以佚词未能补为憾。“宣统庚戌孟夏，以温陵黄氏藏旧钞本校勘一过，于第七卷中补《木兰花》一首并是正数十字。唯第五、第十二卷佚词，迄无可补，为可恨耳。国维。”[1](P301)王国维对词籍校勘辑佚之开拓，功不可没。
(二)校勘方法
词籍校勘常用四法，即所谓本校法、对校法、他校法、理校法。
1.王国维词籍校勘多用对校之法
陈垣对“对校法”的阐释是：“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6](P129)在校词时，王国维多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版本参互对校，其谓之“互校法”。王国维校勘《乐章集》，以毛晋汲古阁刻《宋六十名家词》为底本，以仁和劳季言手抄毛斧季校宋本、叶申芗《闽词抄》为校本，参校本有梅禹金抄本、蒋香泉藏旧抄本。王国维校《山谷词》，所用底本是汲古阁刻本，校本为宁州祠堂本，因劳季言曾以山谷琴趣本校勘过宁州祠堂本，这样所用校本实为二种。广有版本，相互比勘，才能保证校勘质量。王国维校《南唐二主词》之《应天长》，就用了《阳春集》、《六一词》等版本，其校勘记采取的是仅列异同，校者未作判断，留待读者阅读参考，这体现了王国维在词籍校勘中所秉持的一种谨慎态度，不轻改更不妄改。王国维在词籍校勘实践中，基本运用对校法，表现出求实的学风。
2.王国维在校勘词籍时，有时也采用理校之法
在没有足够文献资料可供比勘时，其即运用理校法加以判断，如校尹参卿词，“其《金浮图》一调长至九十四字，五代词除唐庄宗《歌头》外，以此为最长，然颇似康伯可、柳耆卿手笔也”[7](P82)。王国维从词的规模揣测，疑《金浮图》词系伪作，似宋人所为。王国维以《姑溪居士集》校勘《姑溪词》，其《恋蝶花》上阕：“帘外飞花湖上语。不恨花飞，只恨人难驻。多谢雨来留得住，看看却恐晴催去。”其校曰：“‘湖上语’，疑当作‘湖上雨’。观下云‘多谢雨来留得住’，可悟也。人间附记。”细绎词意而校疑误字。当然，王国维对理校甚为小心，绝少使用。
(三)校勘原则
王国维的词籍校勘原则，既实事求是，又“多闻阙疑”。他注重版本，不主观臆断，设法搜罗可资校勘之本，审慎地选择词籍校勘底本。孔子云“多闻阙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后世校勘者多以之用于校勘实践。
王国维在词籍校勘中，充分利用各种版本，对有疑处，不是径改，而是冠以“疑”字。如校《南唐二主词》之《谢新恩》，“漏暗”二字疑是“满阶”。在《金荃词》跋中，从《新唐书·艺文志》、《御选历代诗余》、《宋史志》及长洲顾嗣立《跋温飞卿诗集后》，对温庭筠作品记载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知宋时飞卿词只有一卷，《唐志》之《握蘭》、《金荃集》疑文集之名，非词集也”[7](P29)。《词録》收录元汪元亨撰《小隐余音》、《云林清赏》各一卷、元郑杓次撰《夹漈余声乐府》一卷、元冯华撰《乐府》一卷，因未见原作，故王国维说：“右三种见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及卢文《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词曲类，是词是曲疑不能明也。”由于没有实证，校者用存疑处置，同样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四)校记处理
王国维校勘词籍，对校记处理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或置于卷末，集中以校勘记形式出现；或于行文中附校记，言简意赅。前者以《南唐二主词校勘记》为典型，将每阕校记内容详为列出，条理清楚，助于研读；其他词家校记以后者为主，标出互见之词，校列异文，订正讹误。王国维词籍校勘记，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后人抄录其校记，以札记形式发表于学术刊物，如上虞罗庄抄录王国维《人间校词札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一号。该札记收录王国维校勘《乐章集》、《山谷词》校记，并有录者罗庄小序二则。[8](P620)
三、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的学术源流与影响
乾嘉朴学传统与理论，是王国维词籍校勘理论形成的学术之源。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在经学、史学、小学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其重实证的学术研究作风，对后世学者产生很大影响。“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9](P204)清代出现许多校勘大家，如卢文弨、顾广圻、黄丕烈、孙星衍等。晚清民国学者将清儒校经史之法运用于词籍校勘，遂有词籍校勘之学。王国维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氛围中从事词籍校勘。其家乡海宁，文化向来发达，有清以来，学者辈出。王国维所受到的较为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乡贤先哲的学术声名与成就，自然会对王国维从事学术研究产生一定影响。晚清民国，词籍校勘风行，王鹏运、朱祖谋等的词籍校勘观，亦是王国维词籍校勘理论形成的学术源泉。1919年3月，王国维的学术挚友沈曾植七十寿庆，王国维为其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畅谈近三百年来学术变迁：“国初诸老，用此法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广之以治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10](P276)此为学人至言，也是王国维在学术道路上，吸纳前贤学术方法，运之于学术研究的写照。王国维将乾嘉朴学理论，用之于词籍校勘，此仅为其学术研究体系中的一环，其词籍校勘理论之流随即融入经史小学校勘海洋，于此领域驰骋，取得更加辉煌的学术成就。1912年，王国维作《浣溪沙》词：“更缘随倒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展示了其学术转行的心灵轨迹。
尽管王国维后期研究兴趣不在词籍校勘，然依然割舍不了对词籍的爱好，经常系念词籍校勘、版本等情况。1914年，王国维在日本致信缪荃孙：“伯宛亦通信，渠在北京为郑叔问刻《樵风乐府》。”[11](P39)1923年12月，向好友蒋孟琇介绍唐某所藏毛晋汲古阁刻《宋元七十家词》的发展情况，欲其购买，后因索价过高，未果。王国维与词籍校勘家如朱祖谋等过从甚密，曾对朱氏的词作及校勘撰文评论，如1916年秋所撰的《彊村校词图序》。蒋孟琇因经商失败，1924年9月18日，王国维致函慰问，且问及朱祖谋：“如晤古老，请询之。”[10](P426)词籍校勘至朱祖谋，取得集大成的学术成就，词籍校勘理论更加完善发展。
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影响甚大，其深厚的词学理论，与其扎实的词学文献功底密不可分。其词籍校勘辑佚实绩与理论对以后的词籍校勘辑佚起到了示范作用，赵万里、周泳先等在词籍辑佚上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王国维辑佚的影响。1925年8月，其门人赵万里北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日与业师王国维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在词籍校勘上受王国维影响最大，后潜心从事词籍校勘之事，所辑成的《校辑宋金元人词》，甚为后世学者称道。赵万里还撰成《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等专著，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对王国维重视校勘颇为赞誉：“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12](P19)后世学者在词籍文献整理中，校勘与辑佚成绩斐然，这与王国维在词籍校勘辑佚上的开拓之功也有一定关联。王国维词籍校勘的海外影响也很大，日本学者礐一雄撰《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东洋文库所藏特殊本》，介绍王国维手校手抄词书二十种，即《乐章集》、《半山老人歌曲》、《王周士词》、《双溪文集》、《竹友词》、《赤城词》、《诚斋乐府》、《宁极斋乐府》、《寿域词》、《蜕岩词》、《鸥梦词》、《宋名家词》、《尊前集》、《古今名贤草堂诗余》、《梅苑》、《词林万选》、《词学丛书》、《周氏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柴鸾笙谱》。此文见《王国维艺术研究论集》第三辑(1990年)，后被收入姚淦铭、王燕编的《王国维文集》第四卷。
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撰的《全唐五代词》，既吸收了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校勘成果，又有丰富发展。是书“前言”论及：“本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整理、校勘了包括了‘花间词人’在内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作，彙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其辑佚、校勘之功胜于《全唐诗》。”[13](P18)并在引用书目及校注中特别注明王国维词籍校勘成果。王兆鹏还称赞王国维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为唐五代词的整理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14](P360)
相比经史小学校勘，王国维的词籍校勘只是其学术天空中划过的一颗美丽流星。其个别校勘尚有商榷之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堂庑不大，收诗为词现象也未能尽免，然这并不能影响王国维在词籍校勘史上的地位，他与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俱为晚清民国一代词籍校勘名家，对词籍的保存、传播厥功甚伟。（王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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